中国对缅甸的占领，是本时空引发的不是蝴蝶效应，而是超大规模的“混沌效应”，直接将世界史牵引到了完全未知的方向。
北起朝鲜，南到满剌加，所有势力都屏住了呼吸，睁大眼睛判断这个展露峥嵘的巨人将如何搅动风云。
首先在中南半岛，缅甸东吁政权的覆灭，让整个地区地动山摇。
趁着明军伐缅的大势，澜沧（老挝）人推翻了莽应龙之子乌巴律的统治，并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
与此同时，兰那泰（清迈）和暹罗也义兵纷起，欲争取独立。被莽应龙掳掠至勃固的暹罗阿瑜陀耶王朝的摩欣王，在勃固城破前被杀，激起了暹罗人的愤怒。他们杀死了傀儡伪王摩诃昙摩罗多，俘虏了其子纳黎萱，肃清了东吁在暹罗的势力。
在安南方向，北方莫朝则借着明军攻伐缅甸的大势，连续攻击南方黎朝，三年时间发动大小战役十余次，但已经开始腐化的莫朝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成祖时期，为配合郑和下西洋的战略，出兵将安南纳入版图，并郡县之。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深层次的战略规划。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存在，与郑和船队遥相呼应，从而在陆路和海路两方面共同巩固了西洋朝贡体系。
然而老子英雄儿孙软蛋，宣德二年，朱瞻基在国力仍然强盛的时候，受到腐儒的影响，把“郑和下西洋”定性为成祖的政治失误，从而改变大明的海洋战略，放弃了交趾布政司。
事实证明，宣德“弃置交趾”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长期的和致命的。这一事件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在西洋地区的国际声望，动摇了宗主国的地位。
此后，安南、东吁等与中国接壤的王朝不断扰边，就是朱瞻基在中南半岛战略收缩造成的恶果。那些将“仁宗父子”捧上天的腐儒，面对西南地区不断糜烂的局势，将头埋进沙子视而不见，撅起来的屁股却被西南夷抽肿了。更重要的是，国家战略的转向，让中华民族错失了一个面向大航海时代的一个重要机遇——郑和的丰功伟绩被毁于一旦。
作为皇帝，朱翊钧必须思考国家战略问题。他在深思熟虑后，选择缅甸作为大明重新介入中南半岛的首要目标，是在海军暂时没有形成对弗朗机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的一记妙手。
一方面，缅甸的东吁王朝是当时与中国接壤的中南半岛最大的国家，有利于朱翊钧利用陆军的代差优势，直接进行攻略。
其次，丽水（伊洛瓦底江）两大源头之一为云南的独龙江，内河贯通可以有效的促进对新占地进行有效的统治。
再次，缅甸直接面向了西洋（印度洋），占领缅甸可以直接取得印度洋入海口，强势介入弗朗机的果阿——满剌加——里斯本的殖民贸易体系，从而一跃而成为西洋、南洋两大洋的顶级玩家。
最后，缅甸的东吁王朝是整个东南半岛势力最强的，一战而被覆灭后，对西洋藩国起到了“杀鸡做猴”的警示作用。以“问罪之师”、“东吁之鉴”来震慑诸国的效果极端显著。
勃固被攻下来之后，岳凤和陈安都没跑出去，两人三族都被覆灭。大量的人头被传首诸藩，让中南半岛此前取下朝廷红字金牌的势力苦胆险些吓破。
其次，安南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嘉靖十八年，安南的莫朝因为世宗要追究其篡位黎朝的罪行，于镇南关“献土内附”。世宗将安南国降为安南都统使司，从属国降为属地，改其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各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听都统黜陟。
虽然此次“献土内附”只落个表面光鲜，实际上安南并未被纳入明廷统治之内，但名义和法理上安南属于中国属地这一点确凿无疑。
东吁王朝覆灭后，朱翊钧重申朝廷声教，要求黎朝立即放弃其半独立地位，由属国改为属地——莫朝猛攻黎朝，在大义上属于朝廷统一安南的战争。
在莫朝屡攻黎朝而不下的情况下，中南半岛明军也无力再对安南进行征伐。但莫朝地盘作为中国属地，必须配合缅甸总督府打通阿瓦城到下龙湾（后世海防港）之间的通道。
如此一来，朝廷就不必绕到西洋，在北部湾即可建立中原与缅甸的海路联系。本就初具规模的红河河运更是把云南和中南半岛紧紧的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