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一直号称重农抑商，但商业从来就没被抑制住。太史公说过，要想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只要社会稳定，不管朝廷怎么抑制商业，商业都会蓬勃发展。但是基于儒家重本抑末、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商税征收一直没有纳入正常的财政收入进行统筹管理。
商业发达不能化为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成了商人奢靡生活的基础。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从中分肥，商人通过与官员的勾结进一步垄断市场，牟取暴利，朝廷却不能从中获利，普通百姓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当朝廷想从中获利时也不是建立征税的制度，而是专卖的形式进行垄断经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盐铁，盐的专卖制度最为夸张，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实际上，历史上进行专卖的商品远不止盐铁，凡是需求量大，百姓不可须臾或缺的产品，如酒、茶都曾经是专卖的对象。
常常有人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也有人说如果不是外族入侵，宋朝或者明朝都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实际上这都是不可能的。儒家思想控制的中国根本没有正眼看过商业，商业的发展无法成为财政增添的源泉，反而有可能成为官商勾结的黑洞。
所以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一方面商业发达，大商人富可敌国，一方面朝廷财政匮乏，捉襟见肘。朝廷和商人的矛盾激化，最后往往两败俱伤。就汉朝而言，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汉武帝晚年，因为连年征战，朝廷财政吃紧，汉武帝向民间商人募捐，商人坐拥巨额资产，却没人响应，汉武帝一怒之下发布告缗令，利用权力强行剥夺商人的财产。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虽然解决了一时的财政困难，却摧毁了民间经济，也留下了千古骂名。
如果汉武帝一开始就建立了正式的商税制度，纳入财政统筹，按法征税而不是临时加派，这件事根本没必要发生。
孙策很清楚战争是烧钱，经济是基础，他既然逼迫蔡家由经营田庄转向工商，自然不能放任不管，看着丰厚的利润由蔡家独吞。只是就目前而言，荆州还是袁术说了算，他推行商税改革的条件并不成熟，所以才用这种方式进行变相的征收。
周瑜清楚孙策的思路，虽然他目前还无法全面掌握孙策的计划，但他对孙策“勒索”蔡家的行为并不反对，反而觉得天经地义。扶植一个家族当然要有好处，要不然扶植着他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黄承彦匆匆赶来。周瑜把蔡瑁来的事说了一遍，又将孙策打算开设木学堂的设想说了一遍。黄承彦很意外。设立讲武堂可以理解，战乱时期，训练有素的中下层军官对提升整体战力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兵学自成一家，早就是正正经经的学问。木学却有些不登大雅之堂，就连他这个对木学很感兴趣的人也从来没把这当成一门正式的学问，更别说开堂设讲了。
严格说起来，这只是一门技巧，充其量算是杂学的一部分。
“后将军身边的人想要抛石机，抛石机是你的心血之作，岂能让他们白白拿走？但后将军有令，我们也不能不听，所以我们打算以借调的方式提供帮助，每部派遗两到三名工匠进行指导，这些工匠的编制算我们的，将来还要回到我们这儿来。考虑到肯定会有人识货，想将这些人挖走，我们要事先提高门槛。你拟一个名单，选出十人左右，分三到四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组员一到两人，组长年俸二百石，组员年俸百石，借调外出时发放津贴，每天百钱，你觉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