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辽东巡抚高第十万火急奏报：崇祯元年四月初九夜，建奴贼酋皇上不急太监急因病暴毙于沈阳。当日建奴内讧，大酋莽古尔泰德格类皆死，余众立皇上不急太监急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为新贼酋，尚为襁褓孺子；僭号‘同治’，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等贼辅之。近闻建奴厉兵秣马，料不日将有大动，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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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沈阳之变半个月以后，辽东巡抚高第的这封急奏递到内阁，皇太极的死讯这才大白于天下，朝野为之震动。与几年前努尔哈赤之死不同的是，努尔哈赤虽然也连年与大明作战，但总还是局限于辽东；皇太极却在去年亲率八旗大军入关蹂躏京畿，甚至围攻京师，无论是官绅商贾还是平民百姓，无不深切感受到鞑子实实在在的威胁。
因此得知皇太极死了，朝野舆论无不沸腾。不论天南海北，普通百姓皆奔走相告，甚至还有人拿出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酒买肉，呼朋聚友大吃一顿，以此庆贺鞑子头头“吹灯拔蜡”。酒酣耳热之际，无不对皇太极之死大呼痛快，用他们的话说，这是鞑子作恶太多，遭了天谴！
官绅阶层亦以此为借口大肆饮宴，席间谈起此事时，也早忘了去年清兵来时他们的狼狈相，个个面露不屑之色，说些“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此等蛮夷外族有何可怕，我等该如何便还如何，理他作甚”之类的话。
不过很快就有东林系官员趁机上奏，要求朝廷取消辽饷蓟饷练饷等“三饷”。理由也是冠冕堂皇：辽东建奴对大明来说不过是癣疥之疾，眼下贼酋新死，幼子继位，更再难对朝廷造成威胁。而百姓多年来深受三饷之苦，民不聊生，以至于流贼纷起，至今未息。如果取消三饷，则民可富，民富则国强，海内自然太平。
结不科科独后恨战阳我由月
结不科科独后恨战阳我由月内阁对此同样争议不小。户部尚书毕自严坚决反对罢三饷，除了财政亏空的理由之外，他还提出：都说三饷负担沉重，可认真算的话，其实并不算多。就以最多的辽饷为例，辽饷每年五百万两的数额是不小，甚至比一年的田赋都多，但那是全国民田七百余万顷一共才派这么多，平均到一亩还不到九厘银子。
奏章一上，立时激起轩然大波。这些官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户部等管钱的衙门却马上提出激烈反对。理由同样是明摆着的：如今朝廷四处用兵，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至今尚有千万两以上的缺口，全靠暂借大明银行的存款国债，以及奏请动用内帑银才能勉力维持。如果再罢三饷，一下子又多出几百万两的亏空。如此大的窟窿，岂是奏章上轻飘飘几句话就能补上的？
不过东林系一向在朝廷中掌握着话语权，又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应和者甚重。自从发现了《京华时报》的巨大作用之后，各地官绅也开始创办报刊，这些报刊自也极力主张罢除三饷，一时间舆论汹汹。
倒是《京华时报》连续撰文指出，皇太极之死并不等于满清灭亡，鞑子仍有很强的实力。而朝廷财政本就入不敷出，此时罢三饷，恐对边事大为不利，呼吁缙绅阶层不要在这个时候只为眼前之利，迫使朝廷罢除三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