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王安石并没有马上全部接纳这些意见，但是我知道皇帝已经倾向于接纳了。他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我总是对的，并且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和他说的那种更先进的武器。在几天后的另一次会面中，我向皇帝指出钢铁工业是那种新式武器能诞生并且列装军队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钢铁工业。
皇帝对我建议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虽然有些地方他觉得是多此一举了。另外保守派的几个大臣在读了这篇建言后，都表示支持。当时的保守派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顽固派，而是稳重派，他们自然很能接受我的观点，我这份建言不仅可行，而且有“仁者之心”，司马光更是早就认为我是“少年老成”了。这个时候，就皇帝可能也有所察觉，我其实已经和保守派有了一种默契的战略同盟关系，他们需要我来牵制王安石不要在某些方面太激烈。另外因为我巧妙的提出设立新的机构，就没有什么祖宗之法可言，他们更不会过多的牵制我，何况我在他们眼里，和士大夫是一体的。
而钢铁事业的出现，虽然只是上缴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但是一些精干的大臣计算后，即便是按我提出的对国内市场那种过份低廉的价格，也能发现这百分之三十其实是相当可观的，王安石对此心知肚明，却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明言，这种状况更让一些保守派大臣把这个利润说得更大声了。这个利润在头几年时间，可能达到数百万贯……而之后，我就希望籍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引诱大宋朝廷制定海外倾销的政策了。
经过一个月的争论，皇帝终于通过了我的建议，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各生产基地的总管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肥缺，而且工部的钢铁曹更是工部第一肥缺了。吏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人潮涌动了。不过工部的人选，我向皇帝推荐了杜子建，这个人毕竟最熟悉我的想法，而且对我也更加信服。而段子介被皇帝赐进士及第，去了四川，我要他带着最好的工匠去主持攀枝花的钢铁基地，在那里我要造火枪。别的位置，就与我无关了，制度已经定下，只要官员不太差劲，就不会有大问题，何况我还有段子介这个样板在，如果他们干得差，更好让我将来把段子介推向更好的位置。
至于李一侠，我却暂时离不开他。刚刚替帝国打下了钢铁工业基础的我，这时候已经不得不正面和王安石新法交锋一次了。王安石的市易法连水果都要由政府来卖，这也是他一直不愿意明确支持我的钢铁制品民营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则和他的那些政策简直冲突太大。我估计管制钢铁专卖署在他看来，不过是我和他妥协的一种让步。
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有感于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祸害，特别市易法对我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后，我频繁的和司马光、文彦博等名臣交往，商讨对策。文彦博对于市易法简直就是完全看不下去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我的出现，在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开始组建特务组织镇压舆论了。
另外，在八月的时候，按历史的正常发展，王安石将颁布方田均税法，这一系列的新法，包括五月份刚刚颁布的保马法，王安石成功的把国家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导致农民大量破产。而方田方田，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十几年也不会方清，只会给百姓更大的负担。王安石正是通过这一年的政策，把大宋国内的民怨激发到顶点，并且成功的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把北宋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李一侠替我不断的来往旧党名臣的府邸，讨论拯救黎民苍生的对策。在私下里，他甚至曾经给我出过主意，要求设置阴谋来陷害王安石。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旧党毫无应付之良策，现在整个大宋的清流，全部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有所作为，毫无疑问会让天下失望。
这个月内，我的家人信使不断的往来地方与中央，收集资料。学院和太学的学生们也开始情绪激动起来，不少人开始抨击新法。王安石可能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对付白水潭学院的谣言也不胫而走，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自负到变态的王相公真有可能不惜和天下士大夫为敌而封闭白水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