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怎么样，王安石还是答应了修改免役法和废除市易法两条。在这个小场合里答应，因为我不参与朝议，那么王安石的政治声誉还是很好的保存了。虽然做为旧党的大臣心里很明白怎么回事，但在政治上，心照不宣和公开宣示，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不过我看王安石答应这两条时，颇有点忍辱负重的味道。也许他心里在想：“为了大宋的大业，就做一点让步吧。”而在我心里，则在感叹，都是为了华夏的事业，仅仅因为政见不同而要如此勾心斗角，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过我既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仅仅出于责任感，我也无法坐视历史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为了防止王安石朝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特别我对历史上王安石曾经搞过的特务控制舆论一直持有戒心，很害怕他突然就玩出这一手，那可真是要“一觉回到解决前”了。所以趁热打铁，我向皇帝提出了《朝野清议法》，清议法中，我提出：凡诏书旨意可分为三级，第三级为第低级，即皇帝面向全国百姓颁布的诏令以及各级官员的任免考核情况，每道诏令一旦通过，即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给两家民办印书馆，向天下公开发行；第二级为朝廷决定的大事，需要知会七品以上官员的，亦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给一家指定的印书馆印制，由礼部向天下有功名的士大夫发行，并在三年后向天下公开发行；第一级为军机大事，不必公开发行，但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后，再向天下公开发行。另外在清议法中，提出创办每周一期的《枢密院旬刊》，由皇帝任命翰林学士主持，任何有功名的儒生及官员，皆可向《枢密院旬刊》提交自己的策论、对朝政的看法，在《旬刊》上公开发表，但是《旬刊》只限于在有功名的儒生和官员中发行，严禁普通百姓传阅，违者课以重金之罚。若传向外国，则剥夺功名，处以刑责。又请创办《皇宋月刊》，由礼部主办，每月一期向天下发行，专门解释礼仪制度、国家政策，以争取士大夫的理解和平民的支持，使民心顺应天心。又奏请皇帝，儒生每逢辩论日，可以在朝廷指定场所辩论朝政得失。我对此的解释是防止这些儒生们私下里议论朝政，反而容易扰乱人心，不若给他们一个地方，表达自己的意见，朝廷可择其善者而从之，又可以更好的加以控制。
这个《清议法》并没有提出保障言论自由权与出版结社自由权，这些东西便是提出来，也会被否决。针对宋代皇帝对文人特别开明的传统，我这个《清议法》实际上给了士大夫们一些言论自由的权利。因为宋的开明也是有限度的，有功名的儒生谈论朝政一般不会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向朝政上书谈论朝政，就算你说得对，有司也会说你“非所宜言”，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就毁掉了。除非运气好，碰到一个好皇帝，而且没有权相当道。
《清议法》所保障的，是一种有限的政务公开，让朝廷的决策，受到士大夫的牵制，从而保证文化精英治国的法理正当性，虽然这不是一种民主主义，却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促进政治更加开明的方法。《清议法》并没有保证皇帝不被议论的权力，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保证，谏官们就是专门骂皇帝的，我并没必要开这个倒车。中国的皇帝可以不被大臣骂，是在满清开始的，满清把谏官变成了御史，只能骂百官不能骂皇帝，但是宋代的谏官们，却还保持着他们的本来职责。
我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一个大坝上捅一个口子。什么时大坝全部冲垮，则应当由民众自己来决定，当坝内的水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民众的政治意识慢慢的觉醒之时，他们就会籍着这个早就开好的口子，把大坝给冲垮。民主永远不是被赐予的，而只能是争取得来的，这是我所相信的一个原则。
而实际上，既便我想捅开这道口子，也是异常的艰难。皇帝和王安石对此都不能理解，他们不明白这个《清议法》的意义何在，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增加噪声，他们太习惯于只有一个声音的天下，便是这党争，就让人很不耐烦了，我还要让天下的士子来参加议论。特别在王安石看来，我这根本是想给旧党支持者更多的发言权。我当然不能向他们去解释什么民主什么自由，只是委婉的说，现在士子们特别喜欢议论朝政，若是钳制，则陛下不免于防民之口之讥，若是放任自流，则朝廷体面无存。不如由朝廷用适当的方法来引导，所谓堵不如疏，这也是疏导言论的一个对策。又，以上各种诏令和旬刊月刊，皆应收取费用，国家有功名的士子及官员数以十万计，即便不是人人都买，国库每年亦可由此创收五十万贯以上。又朝廷向天下公示诏令，亦可助天下百姓理解皇帝的圣明，显示朝廷的诚意，可以让百姓更加服膺陛下之英明，也可以防止下层奸吏欺上瞒下，诓骗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