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方刚刚经过唐末五代之乱不过百年，而南方受战争破坏更加小，所以南方文治更盛，而当时所谓的南方，是指福建、江浙、江西及以东这一带地方，至于湖南湖北虽然自东汉后人材辈出，吴蜀二国曾经凭此争夺天下，但在之后不幸屡经大乱，到了宋代实在只能算是偏远小郡，直到清末才复兴，所以不能与闽楚吴越并称，甚至也不被列为“楚”之内。这陈元凤、李敦敏一是闽人，一是吴人，自然是以考进士为荣;而唐棣及柴氏兄弟虽然是北人——当时蜀地是归于北方的，但是四川在北方洛朔蜀三派中，却是一个特例，更多南方的色彩，当时也是人材辈出的地方。宋代按地域可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四川和闽楚吴越的读书人，大多是考进士的，而且因为读书人特别多，往往是五六十人争夺一个取解试的名额;而北方诸路，则多学“明经”，就是背读经义的考试，在这些地方考进士，却往往是五六个人竞争一个取解试的名额。这件事实在是有宋一代南北方的一大特点，就是宋人也早有注意这一事实，因此南方的读书人往往就觉得不公平，而北方的读书人又心忧于南方人在政治上日渐得势，以为非国家之福。石越昔年读书的时候，曾经平心论断：“北方人治经义，多质;南方人习诗赋，尚文。以考诗赋策论取士这一点来说，自然对南方人不公平;然而实际上学得诗赋策论的未必就比习明经的更会治国，不过是考试上难一点罢了，况且治国者若文多质少，本非国家之福，从这一点来，北方诸子的忧心，也不算是过份的。”不料自己居然阴差阳错回到古代，有机会亲自领略这一历史事实，也真不知是悲是喜了。此时听这陈元凤的口气，那是有几分自得，又有几分对明经等科考的不屑，这也是当时的人之常情了。当下微微一笑，却不做声。
李敦敏是个机灵的人，南方读书人的风气，让他们天生就佩服那些文章诗词写得好的人，石越的“诗才”已让他折服，而另外他又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度，本来听他问，也只是平常的相问，倒没放在心上。但又见石越听了陈元凤的话却只微微一笑，就不再开口，就知道他这一问之下，尚有言外之意，或是知道什么内幕消息也不可知，倘能透露一点，对自己的前途岂不大有好处？
心里打着这个小九九，口里就老实的说道：“国朝进士科，惯例一直是试诗赋为主的。不过听说今年五月朝议要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议论纷纷未定，我曾听说是沮于苏直史，这其中详细，非我辈所能尽知。然今岁秋试，明经诸科未罢，而诗赋亦是进士科考试的内容，愚弟平日里思虑这事，想是不会变了，这诗赋之学，还得请石兄多多指教。”他这样说得明白，实是想引出石越的话头来。
果然，石越听李敦敏这样说得明白，便笑道：“指教不敢，而且诗赋之学，我看几位兄台也可以不要学了。”他虽然是学历史的，但是于历史的细节倒不能记得这么清楚，本来心里只是想起一个由头，不过这李敦敏一提到苏直史也就是苏轼，倒让石越想起苏轼那篇说王安石改革科举是“多事”的奏章，接下来要生的事情，一下子就清楚的摆在了他面前。
而陈元凤却以为石越是出言讥笑，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就连唐棣、李敦敏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李敦敏心道：“我以至诚对你，你却言讥笑，实在失之厚道。”柴氏兄弟纳纳不言，心里也暗忖，虽然相对这个石越的诗才来说，自己的确是不用学诗了;只是这样当面笑骂，却未免是有点恃才傲物了。
石越见这些人的脸色，便知道他们误会自己的意思了，他也不说破，只继续说道：“在下幼年学过一些河洛之学，于天也略知一二，究其理数，明春明经诸科虽不会罢，但这诗、赋、论三场考试，是不会有了，因与几位有缘，不觉多嘴了。诸位不要泄漏给他人知道才好。若让天机泄露，我罪过非浅。于诸君也是祸非福。”
众人听石越抬出神秘主义来说了这番话，才知道他另有他意，并非存心取笑，只是说明年不会考诗赋了，因为诏令未曾明，也不敢全信。但心里虽是半信半疑，却也未免有几分敬畏之色。唐棣马上就问道：“以子明之意，朝廷明年进士科不试诗赋，当试什么？”
石越微笑着吐出四个字：“经义策论。”
这件事对于唐棣等人来说，可以说是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几个人直瞪瞪的望着石越，只盼他能加以说明，石越却不再说话。这种神秘主义的论断，那是越少说话越有效的。石越看过不少这方面的故事，深明此道。
唐棣等人见石越如此信心十足的下此断语，各自的态度便也不同，唐棣和李敦敏是有点信的多一点;柴贵友柴贵谊兄弟却是半信半疑之间，以为不妨两手准备;只有陈元凤脸上却是明显的不信任。
陈元凤本是个不信天不怕鬼的人物，的确不容易被这种神秘主义的论断所影响;他和唐棣也不同，唐棣机心较少，所以虽然未必相信神秘主义，但是因为对石越本人的信任，所以就较少怀疑，而陈元凤却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要相信这个陌生人。
为了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理由，陈元凤开始旁侧斜击：“朝议已定之下，子明口出惊人之谈，想必家学渊源，却不知子明是何方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