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盆地是大宋皇朝政经重心的豫中平原与富庶却尚未开发的荆湖地区之间的交通连接点，因此政府曾尝试要修筑运河连接两地。《宋史河渠志》的记载如下：“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西京转运使程能献议，请自南阳下向口置堰，回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达于京师，以通湘潭之漕。诏发唐、邓、汝、颖、许、蔡、陈、郑丁夫及诸州兵，凡数万人，以弓箭库使王文宝、六宅使李继隆、内作坊副使李神佑、刘承珪等护其役。堑山堙谷，历博望、罗渠、少柘山，凡百余里，月余，抵方城，地势高，水不能至。能献复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会山水暴涨，石堰坏，河不克就，卒堙废焉。端拱元年，供奉官阁门祗候阎文逊、苗忠俱上言：『开荆南城东漕河，至师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又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路至京。』……，遂发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汉江，可胜二百斛重载，行旅者颇便，而古白河终不可开。”
宋元时期，内河航船有载重达万石的，两三百石者比比皆是。根据沈括《梦溪笔谈-辨证》的记载，汉代以钧石为石，每石120斤。到宋代就改变以1斛梗米重量为1石，而每石92.5斤。然而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嘉佑铜则，自记重100斤，重64公斤，每斤640克。综合计算下，宋代一石约合今日59.2公斤，因此所谓“可胜二百斛重载”，表示运载量至少为11840公斤，即为11.84公吨。至于万石航船，则运载量高达592公吨，现在看来没什么，在当时恐怕就已经是庞然巨物了，可以想象这样的内河航船大概只会见于长江干流与水深江阔的几条支流，如汉水，至于一般运河能够航行的，应该多是两三百石的船(300石为17.76公吨)。
无论如何，古白河运河开辟的失败，导致四川与湖广地区的必须均由水路远途运至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今江苏江都)、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贻)的转运仓，然后分调船只溯流入汴京。换言之，就是先用船把货物从长江中上游的湖广与四川送到下游的江苏，然后西北向折过来往汴京输送。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北宋皇朝的生命线是汴河，东南与西南财货必须全部运到现今江苏地区，然后慢慢转运到汴京。汴河一旦有警，那是影响国家存亡的大事，姑且不论盗乱，汴河最大的威胁是黄河的泛滥可能导致汴河航线的整个崩溃，一旦如此，若加之以外患，北宋离亡国不远。所谓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就个人浅见，以《新宋》已经提到的技术改革，参考当时国力与现实状况，前述危险状况可以透过修筑三条水泥大道来彻底改变北宋交通经济的脆弱性，并使。
南阳盆地的唐、白河属汉水水系，自襄阳上溯，走唐河可以一直抵达方城县，根据记载，汉代唐河自方城以下是可以通航的；前引宋史水渠志也提到运河连接汴京与唐河，也是交会在方城；另外明清时代唐河还能通航到方城南方的赊旗镇(今社旗)。由此观之，我们可以确定在宋神宗时期，唐河应该最少可以通航到赊旗镇。另外，走白河，经过新野，南阳，最后可以到南阳以北50余里的石桥镇。
这水路自古有之，所以自战国以来，官府就开始修筑道路，以便连接水运。自汴京连接唐河水运的是方城路，而自洛阳连接白河水运的是三鸦路。
方城路位于伏牛山地与桐柏低山丘陵之间的南阳盆地，三面是山地和丘陵，中为平原，南与襄樊冲积平原相衔接。伏牛山东延至鲁山县东南逐渐下降为低缓的丘陵，形成盆地东北端方城县附近的缺口，从而裂开了一条比较平坦的隘道，人们利用这种天然地理条件，来往于南阳盆地和中原地区。这条通道远在春秋战国时已开拓成途，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城隘口还是一条军事通道和黄金水道。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卅一《淯水篇》云：“淯水又西南经史定伯碑南，又西为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谓之瓜里渡。自宛道途，东出堵阳，而道方城。”正由于从宛出堵阳的方城路是重要通道，故在方城路所经的淯水渡口瓜里津上架设了三道桥梁，成为当时的著名津渡。
三鸦路伏牛山地由西向东横亘于南阳盆地的北面，遮挡住南阳至临汝、洛阳的去路，伏牛山南坡之鲁阳关水流入淯水，与盆地北面隔着分水岭有一条流入沙河的鲁阳关水(即氵襄河)相对应，由南阳北上至鲁山、临汝，就利用这个地形上的便利条件。三鸦路是宛、洛间最近捷的通道。秦汉时，它即为军事要道；北魏迁洛阳后，更关注这条道路，孝昌元年(公元525年)，群蛮断塞三鸦路，孝明帝立即分道发兵进讨。三鸦路既为交通、军事要道，故北周时于鲁山县西南十九里三鸦道上置三鸦镇，作为控扼要道的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