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永远是最大的。
熙宁十二年的正月，宋朝与西夏，从表面上来看，除了西夏派出使者向宋朝皇帝拜贺正旦以外，双方都是在为各自的事情毫不相干地忙碌着。
宋朝在正旦的大典之后，由鸿胪寺卿正式告知辽使，宋朝决定接受了辽国的请求，双方在对方京城，互设常驻使节，辽国由此成为自高丽国以外获准在汴京常驻使节的第二个国家。这件小小的事情，实际上传达了很多的信息：此时的宋朝，正在渐渐变得比以往更加自信，因此也更加开放。
不过，此事由鸿胪寺卿来传达，却也意味着对石越主导的官制改革的修订——当年官制改革之时，规定鸿胪寺负责藩属、国内少数民族、海外殖民地之事务，而不在朝贡体系之内的国家，如对辽国的外交事务，则归于礼部。这种设置本是石越试图打破朝贡外交的一种尝试，今后的宋朝必将面临更宽广的世界，虽然宋朝当之无瑰地处于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只能有资格葡伏于它的脚下，古老的朝贡体系在石越看来，本就有修正之必要——正视你的竞争对手，什么时候都不会错。而宋朝本来就视辽国为平等的大国，朝贡体系在这里已经开了一道缝，因此石越便想巧妙的加以利用。
但是，很快，宋廷就发现了其中的不便：当时与宋朝交往的国家，仅仅只有辽国是宋朝认为可以平等相处的国家，其余诸国，连注辇国这样的天竺强国，都被习惯性的纳入了朝贡体系之内，虽然对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属，但是传统思维的惯性却让宋廷理所当然的将之纳入朝贡体系。至于在石越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被宋朝许多士大夫承认可以与辽国相提并论的近西及泰西诸国（石越《地理初步》之地理概念，大抵西夏以西至中亚，称为西域，西亚至东罗马帝国称为近西，东罗马帝国以西，则为泰西），却并未与宋廷发生直接的官方交往，因此自然也被选择性的忽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礼部主客司就显得特别的清闲，也特别的刺眼，朝野上下，几乎一致同意这是一个冗司，终于，这个机构在熙宁十二年走到了它的尽头，宋廷首先决定将其事务全部并入鸿胪寺，在一个月后，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
虽然石越始终坚持认为，国内之蛮夷亦是宋朝之臣民，将其与辽国通聘并属于一个机构不伦不类，但是他也无法阻止这种历史的巨大惯性。在宋廷看来，成为国家编户的蛮夷自然可以归入户部管辖，但是那些羁縻州与不向国家纳税服役的蛮夷，却只能归入朝贡体系之内，其与藩属不过是程度不同的区别而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深入人心，并由此为文化核心，形成了古老的朝贡体系。石越一方面沉迷于朝贡体系带来的既得利益——它使得宋朝对南海地区的经营名正言顺，在将高丽与南海诸国纳入华夏圈之时更加顺理成章——因为华夏文明掌握了整个地区的话语权，使得那些当事国都承认朝贡体系是天经地义的，在宋朝拥有足够实力的时候，这种观念带来的优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能从心理上解除敌人的武装。但另一方面，石越却清醒地知道，哪怕华夏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也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便没有自己的尊严。人类文明并非是一座山峰，而是由群山组成，每个称得上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都可以有自己的山峰存在。你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是在心理上，你永远需要去正视你的竞争对手，否则，哪怕是再强盛的文明，总有一天，也会在高傲中迷失、堕落，被别人超越而毫不自觉，到那时候，便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老的朝贡体系，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但是石越既想享受其带来的好处，又试图保持其完整性，在其之外生硬地另立一个系统，就不会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礼部的主客司，甚至连礼部尚书王珪都觉得极其别扭，而且在实际事务上，也造成了相当大的不便与职权重叠，其被裁撤，事实上反映了宋廷效率的提高与务实。所以，连石越也对此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
除此之外，在宋朝各地，也发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
在南方，熙宁十一年以前，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的税收，其总和甚至都比不上荆湖南路一个大一点的州，而且因为运输与市场的原因，海外贸易的交易点，海商人们往往也更愿意选择泉州与杭州等城市，而并非广州。这件事情在熙宁十一年终于发生变化，广州一州的商税，在这一年正式超过潭州之全部税收。在广南东路的移民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却带来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也使得广南东路的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前三司使曾布因此政绩而受到朝廷的表彰，本来其高升指日可待，但是另一件事却影响了这件大人的仕途——为了沟通与荆湖南路、江南西路的交通，增加广州对商人的吸引力，这位曾大人与薛奕将军、蔡确大人合谋，竟然从南海诸岛至注辇国控制的小岛上，掳掠了三千余土人为劳工，用于修葺道路，沟通河道，其中有一半以上客死他乡。这件事情被一位派往广南东路办案的监察御史发觉，一本奏章，让曾布与蔡确各降一级，薛奕削侯爵，成为熙宁十一年下半年震动天下的大案。宋廷因此也着手海外第一次人事调动，将狄谘调任广州，曾布调任凌牙门，蔡确调任归义城，而三地的监察虞侯、常驻凌牙门与归义城的监察御史，则是因为失职，全部罢职换上新人——这种程度的调动，既是考虑到南海地区在早期需要倚重熟悉情况的官员，又可防止了他们在某地经营过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过由此次调动，也知道了三地在宋廷心目中的地位：广州最重，其次凌牙门，其次归义城。
而在西北，熙宁十二年的春节，石越与刘庠正兴高采烈看着地图上的驿政网慢慢的延伸，眼见就要遍布陕西一路大部分地区，这绝对是让人欢欣鼓舞的。
而更让人高兴的是，重修三白渠等水利工程，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不过，这种表象的背后，却同样有着残酷的现实。石越将留在陕西路的众多西夏俘虏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勇武的战士，被石越打散整编入宋朝的禁军——按当时的惯例甚至可以独立成军，这些俘虏会毫犹豫的向昔日的袍泽挥刀——向朝廷献俘的那一部分，就被皇帝编成了一个营的完整编制，派往河北。但为了谨慎，石越还是按自己的习惯，将这些人全部打散整编；一部分老幼与随军工匠，石越将老幼着派往马监，将工匠编入作坊；而最大一部分普通士兵，则成为了石越的免费劳力——当然，名义上不是免费的。这些人被告知，西夏拒绝了对等交换俘虏的建议，更不刑徒sodu会出钱赎买他们，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到故乡。
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陕西路的道路与水利工程完成之后，他们可以按自己工作量的多少，在宋朝的南方得到一块大小不等的免征赋税五年的土地。
这些俘虏们对宋朝南方的土地并不感兴趣，但是这不是他们感不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石越不过是为了避免御史的弹劾，减少道义上的阻力，用南方的土地为此来披上一块稍稍温情的面纱而已。
陕西路的百姓为了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得到战争带来的这一丁点好处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为了所谓的道义，让这些战俘编成吃白饭的军队，或者便宜各级官僚，成为他们的私佣，却还要征发陕西的百姓来修路通渠，在石越看来，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伪善。